任正非与曾国藩，原本两个时代背景不同、性格迥异，八杆子打不着的人，二者的管理风格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二人的领导力都以清晰的理念为核心，以坚定的饯行为关键，曾国藩如此，任正非也是如此。曾国藩的领导力中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但其核心不是权谋，而是理念；华为企业文化的核心是“艰苦奋斗”，而这一核心文化的根基就是华为的领导者任正非！

       用合理的制度规范人

       优秀的管理者需要能够制定出有效的制度，把下属的自利行为引导到对组织有利的方向上去。就像曾国藩治理湘军一样，在确立湘军的制度后，他不用自己挥着战刀在后面逼下属冲锋陷阵，下属自然就知道往前冲。

       曾国藩一改由国家供养、世代为兵的“世兵制”，在湘军采取了全新的制度设计——招募制，而且是层层招募制。而湘军的高待遇又不愁招不到兵。但只有上司招募你，你才能进入湘军，得到升官发财的机会。这样一来，从大帅到士兵形成了层层的感激关系。如此，湘军就像一颗大树，“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组织内部全部打通了，人和人的关系也成为一个由感情纽带凝聚起来的整体。

       除了招募制，曾国藩还规定，在作战过程中，任何一级军官一旦战死，他手下的军队便就地解散。只有保住长官，士卒才有继续升官发财的机会。保护自己的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的要求，但在湘军里面，却成了最符合士兵利益的行为。由此在湘军中，道德和利益便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反观现代商业世界，备受瞩目的华为公司跟湘军有很相似的地方。华为企业文化的核心是“艰苦奋斗”，而这一核心文化的落实也要归功于制度设计。华为的制度设计是“高效率、高压力、高工资”，从招聘、待遇、晋升到淘汰，所有的制度设计都围绕着“奋斗”这一主题展开，围绕着保证奋斗者的利益最大化而展开，有责任心和有才能的人会不断进入公司的中坚层。华为由此被打造成一个奋斗者的平台，奋斗由此也就变成了员工自觉、自发的行为，从而推动着公司的迅速发展。

       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而治”。湘军和华为的例子告诉我们：人的无为，必须建立在“制度有为”的基础之上。而有效的制度设计，又必须建立在对人“自利”本性的把握上。

       用宽广的胸怀容纳人

       对于领导者来说，胸怀是很重要的。曾国藩的成功大半得益于胸襟的广阔。曾国藩常说：“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胸次，就是胸怀，是胸襟，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他认为一个人如果心中有什么想不开的，那一定是他学习、思想、道德等各个方面没有学到家，没有深刻体会，摆脱不了世俗的偏见，耿耿于怀。

       曾国藩特别注重胸怀宽广，强调领导者要有君子胸怀。他认为：“君子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领导者心胸宽广，装得下整个天下，也放得下整个天下。

       开阔的胸怀不仅仅局限于自己，在湘军中，曾国藩也特别注重士兵间的相互宽容和理解。如果统将之间有一分矛盾，营官、哨官之间就会有三分矛盾，而士卒之间就会有六七分矛盾。这样的团队，必然就要解体了。所以要相互和衷共济，就应该先从统将有一副平和宽容的心开始，相互包容和理解。相互支持和信任最重要。

       在华为的企业理念中，对部门负责人的考核，有一条是部门负责人向公司上级推荐下属的指标，如果你作为一个部门负责人，几年以后都没有一个手下成长起来，觉得可以向公司总部推荐的话，那么对他的考评指标是没有分的，相反，如果你能够推荐一个部属，胜任更大的工作，对部门负责人的打分也会比较高，这是华为能够持续扩张成长的重要因素。当然，这也得益于任正非开阔的胸怀，因为企业成长的瓶颈不在技术，不在市场，也不在生产，而是在于老板的思想。

       用共同的信仰凝聚人

       是什么让曾国藩将一群草根起家的乌合之众打造成一支精兵？他在学习太平军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只有共同的信仰，才能熔炼出“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力以相救”的死党军队。

       因此，擅长讲文化、讲价值、讲理念的曾国藩将军队和政治的斗争提升到价值的层面，高举“卫道”、“忠义血性”的大旗，以此作为凝聚人心的思想武器。同时，作为领导者，曾国藩为军队提供一个超越内部关系的长远目标，使湘军成员持续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地为了它而奋斗——而这，正是很多中国企业家需要学习的领导要素之一。

       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在谈及个人信仰时也表示，他信仰自己的国家。任正非说：“我们曾经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可以极大地解放生产力，但是我们发现，社会差距扩大以后，出现的问题，也使发展停滞。中国正在走一条正确的路。美国、欧洲、中国三大板块谁先崛起，以前我们也想不清楚。现在想清楚了，中国一定会先崛起。也正是因为此坚定不移的信仰，才造就了华为的狼性文化。

       用个人魅力感化人

       要讨论曾国藩为何能吸引众多贤士，还要引用李鸿章的一段奏折：“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者亦在此。”一个做上司的，有了好处总是让给自己的下属，有了责任总是自己担起来。这样的领导，时间长了，做下属的怎么会不感动呢？曾国藩的时代，已经是所谓的“末世”，争功诿过、投机取巧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风气，但曾国藩就是通过自己的行为，从影响周边的人开始，一步步地转移了这种习气。这就是他能够吸引一大批人为他所用并最终成就自己事业的根本原因。

       在谈到一个领导者如何才能让下属心服口服地追随自己时，曾国藩曾说过八个字：“功不独居，过不推诿。”有了功劳不要马上一个人独占，有了过错不要马上推诿给别人。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还说：“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对于领导者来说，成就了下属，就是成就了组织；成就了事业，最终也就是成就了自己。

       曾国藩的“功不独居，过不推诿”、“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所释放出来的就是这样一种足以打动人心的影响力。这样的胸怀，这样的格局，也正是曾国藩身为领导者的人格魅力之所在。

       任正非也同样如此。军人出身的他无论在华为的员工、客户和合作伙伴的心目中，很多人都对任正非有着一种由衷的崇拜，认为任正非有着极强的人格魅力。这种崇拜的最主要来源是他率领华为在市场上无限风光常胜不败，而不是靠政治手腕和驾驭人际关系，尤其是早年他几乎总是可以指出正确方向。任正非利用他的坚强信念、智慧、力量和勇气，把一群南下寻梦、情性各异的年轻人打造成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土狼兵团，硬是在硬碰硬的市场搏杀中把跨国巨头们打得落花流水，以饿虎扑食之势夺取了属于自己的领地，而且不断扩大。

       用共享的利益激励人

       在利益方面，曾国藩在钱、权、名三方面都充分发挥了其对将士的激励作用。湘军的高军饷极大地调动了当地农民加入湘军的热情，在利益方面对将士们的满足又极大地提高了湘军的战斗力。在个人发展方面，在传统的科举考试之外，曾国藩领导下的湘军更为无法走通科举之路的人们打开了另一条晋升之路。只要你有能力，能打仗，能做事，在湘军就可以迅速得到晋升，湘军由此而涌现出了一大批影响那个时代的优秀人才。湘军也由此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对于很多湘军成员来说，可以共享湘军发展所带来的机会，是最大的激励因素。

       在名声方面，在给鲍超的信中曾国藩也曾说：“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凡涉及到利益，一定要注意与人共分；凡涉及到名声，一定要注意与人共享。这样的人才能成就大事。

       任正非同样在华为内部强调，要落实获取分享制，管理好员工的分配结构，关注到公司的每个角落，让人人都能分享到公司成长的收益；薪酬激励的对标分析要提高合理性，要管理好拉车人和坐车人的分配比例，让拉车人比坐车人拿得多，拉车人在拉车时比不拉车的时候要拿得多。

       在非物质激励方面，任正非强调要管理好机会激励、思想激励。非物质激励应该是让多数人变成先进，让大家看到有机会，拼命去努力。如果只有少数人先进，被孤立起来，其实他内心是很恐惧的。思想激励不仅是指建立正确思想，还要听得进批评，否则将来公司都听不进批评，都以“世界老大”自居，这是不行的。

       利益共享机制的建立，反映了任正非对员工利益的基本态度，体现了任正非对员工的的真正的尊重，因为人的最基本诉求首先是利益获取的问题！